今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如火如荼，不少投行却仍面临尴尬：业务缺少技术含量，贡献利润不多。而这一切都根源于我国上市公司缺少真正的产业并购。
在国外成熟市场，投行往往扮演着上市公司并购的核心角色，不少上市公司并购活动都由投行促成。投行所提供的服务也包括了传统的财务顾问、交易撮合、并购直投、融资安排、并购咨询和风险管理。
而我国投行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，扮演的角色绝大部分仅为独立财务顾问，并为上市公司提供“通道业务”。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，不少是借壳上市、整体上市类并购，投行发挥作用有限，收费仅在100万元~300万元之间，甚至低至50万元。不少业内人士调侃称，这就是通道的价格。
尽管今年产业并购占比有所提升，但我国投行开展真正的产业并购仍步履维艰。记者认为，这至少受到行政干预过多、审批程序繁琐、支付手段匮乏、投行缺乏创新能力等四个方面因素制约。
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，不少企业有着国资背景，对地方税收有一定贡献，因此在收购其他企业，或者被其他企业收购时，国资委和地方政府一般会提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目标，以及社会稳定、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类目标，而这种地方政府保护主义色彩，严重影响了产业并购的成本和效率。
在我国当下法律框架下，产业并购多涉及国有产权转让审批、行业准入审批、外资准入审批、产业政策审查、国家安全审查等，这牵扯到多个监管部门，审批程序极为繁琐。而产业并购往往需要抓住转瞬即逝的交易时机，对交易效率要求要比其他并购高得多。繁多的审批对产业并购的发展无疑起到较大阻碍。
在国外，上市公司担当并购重组主力的一个因素，在于上市公司拥有丰富的支付手段。
而我国目前的支付手段仅限于现金收购、股票收购、卖方融资收购和综合证券收购，缺乏估值调整工具的认股权证和避险工具的可转换债券，在杠杆收购活动中，又无法便捷地发行债务工具，限制了杠杆收购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国投行目前自身资本实力有限，又受制于监管政策的限制，尚难以利用自有资金，采取直接投资或提供过桥贷款争取业务，这限制了我国投行参与上市公司并购业务，发挥融资功能的作用。
长期担任同质化、低附加值的独立财务顾问角色，我国绝大多数投行已不具有向上市公司提供融资安排、风险管理等高附加值的能力，也难以投入人力物力为并购业务做技术准备。